綜觀整個寶爐，外形簡練，制式大氣，簡約而不簡單、古拙而不粗陋、空靈而不空洞。浮雕神龜臉面為泥金工藝，細部刻畫古樸，瑞獸動態(tài)傳神，爐蓋上那昂嘯、蓄勢待發(fā)的龍馬，充滿力度和動感。靈性之氣充溢全爐，尤其是爐身的外表黑漆、朱砂襯底描金，漆面光潔如新，髹漆技藝非常講究，色彩沉著瑩潤，包漿厚澤。

這尊香爐高10.5厘米，面上直徑11厘米，香爐的口沿為厚唇，自然下垂，形成小坡度，厚唇寬度為3厘米，看上去十分自然和諧。爐心為圓形狀，深約6厘米，內里露胎，清晰地留下了當時工匠手工拉坯的痕跡。底座呈喇叭口敞開，不施釉，露出灰白色的胎骨，足底還遺留三只燒制時所用的支釘。整個器物分成三層，由小及大，十分規(guī)整。香爐器物雖不大，卻符合宋人“小器大做”的原則?？瓷先ゴ髿?，古意盎然，拿在手中把玩，賞心悅目。

陶豆流行于新石器時代至漢代，造型多為淺盤、高圈足、淺缽形、喇叭形、鏤空形等，這是馬家浜文化的特色。馬家浜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，為環(huán)太湖流域母系時期的典型文化。豆的器形從陶豆開始，到青銅豆，始終保持它的基本造型，而且始終是祭祀禮器組合中重要的一員，在“禮”字的組成中，“豆”也是主角，這充分說明豆器在先民心中的分量之重了。

根據(jù)考證，陶豆主要用來盛放“菜”。在古代陶缽才是個人使用的餐具，與現(xiàn)代飯碗器具相似。陶豆的形狀淺而小，不同于盛“飯”的缽，它只能盛放少量“副食”，很可能就是瓷盤的前身。主副食有所區(qū)別，這是稻作農耕社會派生出來的生活方式，也是東方飲食文化的傳統(tǒng)特點之一。高而穩(wěn)的陶豆，在使用中，既能豆器中“菜”的視覺效果，又與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，方便夾“菜”，古人的聰明才智可見一斑。

我在撰寫《尋訪中華名窯》一書時，曾到介休窯考察，它位于晉中洪山鎮(zhèn)，1957年搞農田水利時被偶然發(fā)現(xiàn)。認為介休窯的白瓷燒制水平、燒造規(guī)模、歷史影響略遜于定窯，但它燒造的器物白度較高，經(jīng)科學測試為78.3℃，胎質細膩，透亮堅硬，敲擊聲音清脆，燒造溫度應在1300℃左右，幾乎可與現(xiàn)代白瓷媲美。具有“小家碧玉”的風范。

青花海水紋香爐
青花海水紋香爐，明永樂，高55.5cm，口徑37.3cm，足距38cm。
爐闊口，短頸，鼓腹，下承以三象腿形足，肩部置兩朝天耳。內施白釉。外壁通體繪海水江崖紋。

此器與青海省博物館藏“大明永樂年制”款銅爐器形相似。其形體碩大，青花色澤濃艷，暈散明顯，凝結的黑斑密布于紋飾中。紋飾寓意江山永固。能夠燒造如此有氣魄、紋飾精美的瓷器，反映出當時景德鎮(zhèn)窯工高超的制瓷技藝。

造型非常優(yōu)美，這種懸香爐在同時期其他國家尚未發(fā)現(xiàn)，是高麗具有性的香爐，在彌陀會等場合中與香垸、光明臺一起使用。

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，與本土文化發(fā)生關系，逐漸改變自己的面貌，融入到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里，儒佛道三位一體形成華夏文化主流。魏晉時，人們以老莊解釋佛教，東晉以后佛學又與玄學趨于合流，深為士大夫們所欣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