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件明代大型漆器香爐高157cm，爐身直徑60cm，由底足連托泥、腹部爐身和頭部龍馬爐蓋三部分組成。整體造型仿商周青銅鼎，爐身仿三足圓鼎，爐腳則仿四足方鼎，把圓鼎之柔和與方鼎之剛勁融為一體。爐蓋上的龍馬為龍頭馬身帶飛翼，爐之腹足相連處為神龜，爐足為象鼻。

宋代山西介休窯香爐造型別致，施釉均勻，白中泛黃，色澤瑩潤，釉面帶有密密麻麻的細小開片，做工精美，格調(diào)高雅，是我國古代香爐發(fā)展中比較少見的。過去，有人將此爐視為燈具，但陜西耀州窯博物館將其作為香爐展出。還有人認為這尊香爐可看到唐五代時期，但我覺得在斷代時還需留有余地，畢竟介休窯燒造高峰期在宋代。

這尊香爐高10.5厘米，面上直徑11厘米，香爐的口沿為厚唇，自然下垂，形成小坡度，厚唇寬度為3厘米，看上去十分自然和諧。爐心為圓形狀，深約6厘米，內(nèi)里露胎，清晰地留下了當時工匠手工拉坯的痕跡。底座呈喇叭口敞開，不施釉，露出灰白色的胎骨，足底還遺留三只燒制時所用的支釘。整個器物分成三層，由小及大，十分規(guī)整。香爐器物雖不大，卻符合宋人“小器大做”的原則。看上去大氣，古意盎然，拿在手中把玩，賞心悅目。

陶豆流行于新石器時代至漢代，造型多為淺盤、高圈足、淺缽形、喇叭形、鏤空形等，這是馬家浜文化的特色。馬家浜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，為環(huán)太湖流域母系時期的典型文化。豆的器形從陶豆開始，到青銅豆，始終保持它的基本造型，而且始終是祭祀禮器組合中重要的一員，在“禮”字的組成中，“豆”也是主角，這充分說明豆器在先民心中的分量之重了。

根據(jù)考證，陶豆主要用來盛放“菜”。在古代陶缽才是個人使用的餐具，與現(xiàn)代飯碗器具相似。陶豆的形狀淺而小，不同于盛“飯”的缽，它只能盛放少量“副食”，很可能就是瓷盤的前身。主副食有所區(qū)別，這是稻作農(nóng)耕社會派生出來的生活方式，也是東方飲食文化的傳統(tǒng)特點之一。高而穩(wěn)的陶豆，在使用中，既能豆器中“菜”的視覺效果，又與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，方便夾“菜”，古人的聰明才智可見一斑。

碗、盤和盞等器物的裝燒方法多采用支釘墊燒，在器物的圈足上一般都墊有3個小支釘，支燒時釘尖朝下，依次疊放，燒成出窯后，碗、盤和盞等器物的內(nèi)側會留下3個細小的支燒痕跡，這種支燒方法為介休窯所，也是我將這尊香爐看為介休窯香爐的原因所在。

“日照香爐生紫煙”唐代大詩人李白的《望廬山瀑布》千古流傳，作品描寫廬山香爐峰上，初日映照，紫煙氤氳，瀑布高掛，飛流奔騰，展示了盛唐氣象和時人對香爐的偏愛之情。

在人們的生活習慣上認為香爐大的功能，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禮器。其實香爐也是文人雅士的心愛之物，置于廳堂或擺于書房案頭，讀書時點上一炷清香，便有了“紅袖添香夜讀書”的美妙意境。靈性的香爐賦予人們更多的生命靈性，它穿越時光隧道，追逐并領略博大深遠的歷史文化。

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，與本土文化發(fā)生關系，逐漸改變自己的面貌，融入到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里，儒佛道三位一體形成華夏文化主流。魏晉時，人們以老莊解釋佛教，東晉以后佛學又與玄學趨于合流，深為士大夫們所欣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