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靜遠堂制” 款瓷器為北洋時期大徐世昌的品,包括瓶、碗、杯、壺等,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細的藝術風格。但也有觀點認為 “靜遠堂制” 款瓷器是郭葆昌所制,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見到過這種瓷器?!把討c樓制” 款瓷器為北洋時期大曹錕的品,延慶樓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樓名,此款瓷器多為大瓶,故宮博物院現(xiàn)藏有 “延慶樓制” 款瓷器。
除了袁世凱的 “洪憲瓷”,民國時期其他軍閥也有自己的專屬瓷器。徐世昌的 “靜遠堂制” 款瓷器,專仿雍正朝器物,多為單色釉,尤以天藍釉和青釉為出色,如年窯暗花蟬紋梅瓶,釉面極其精細,為稀世之珍。徐世昌作為一代軍閥兼文人大,學問深厚,書畫造詣,自詡為 “水竹邨人”。郭葆昌深知徐世昌的審美趣味,為其監(jiān)燒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窯的單色釉,格調(diào)含蓄而優(yōu)美,貼合徐世昌以雅士自居的文人風范。徐世昌還將這些瓷器作為禮物巴結日本人。
民國官窯瓷器仿古色彩較重,是中國仿古瓷歷史上的高峰期之一,以仿歷代名窯作品為主,尤其以仿清康、雍、乾三代的瓷器為常見。常見的有仿三國、兩晉、南北朝的青瓷,仿隋、唐、五代的白瓷,仿宋代汝、官、哥、定、鈞五大名瓷,仿元代青花瓷,以及明清的青花、五彩、斗彩、粉彩、琺瑯彩及單色釉器。民國初期,景德鎮(zhèn)的仿古瓷作坊遍布街頭里弄,在南門碼頭的黃家洲還形成了仿古瓷集散地。這個時期大量的仿古瓷集中在仿明清各朝代的官窯瓷器上,多的要屬康、雍、乾三朝的瓷器。
民國瓷的釉面一般略微泛黃,表面光澤柔和,給人一種松軟之感。像一些粉彩瓷器,其釉面的光澤柔和溫潤,沒有刺眼的反光,這是由于當時的釉料配方和燒制工藝所決定的。但這種柔和的光澤并非暗淡無光,而是在光線下呈現(xiàn)出一種內(nèi)斂的光澤,仿佛有一層薄紗覆蓋。
民國后期,釉料經(jīng)過機械處理,釉面明凈細潤,但同樣光亮柔和卻不刺眼,這是因為經(jīng)過時間的沉淀和氧化,釉面形成了一種特的溫潤質(zhì)感。不過,現(xiàn)代仿品的光感往往過強,沒有真品那種柔和自然的感覺,即使經(jīng)過人為做舊處理,其光澤的分布和質(zhì)感也與真品存在差異。例如一些仿洪憲瓷的琺瑯彩,其釉面的光澤可能會顯得過于亮麗和均勻,而真品的琺瑯彩釉面在光線下會有細微的變化和層次感。
此外,民國瓷器的釉面還可能存在一些細小的瑕疵,如縮釉、串煙等現(xiàn)象,但這些瑕疵在真品上往往呈現(xiàn)出自然的狀態(tài),而仿品的瑕疵則可能是刻意為之,顯得不自然。
郭葆昌的私款如 “觶齋”“觶齋主人”“郭世五”“陶務監(jiān)督郭葆昌謹制” 等,其款識風格多樣,有的簡潔大方,有的則帶有一定的個人印記和文化內(nèi)涵?!坝z齋” 二字的款識可能會采用篆書或楷書,篆書款識的線條婉轉流暢,富有古樸的氣息;楷書款識則更加規(guī)整清晰,體現(xiàn)了郭葆昌對瓷器的個人品味和藝術追求。
而現(xiàn)代仿品的款識往往在書寫風格、字體結構、筆畫粗細等方面存在破綻。有的仿品款識字跡模糊、筆畫軟弱無力,缺乏真品款識的神韻;有的則在字體的模仿上過于刻板,沒有真品的自然流暢之感。此外,仿品的款識顏色和質(zhì)地也可能與真品存在差異,真品的款識顏色通常深入胎骨,與釉面融合自然,而仿品的款識可能會浮于表面,顏色過于鮮艷或暗淡,容易被識別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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